重庆解放前夕，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城市街头仓皇逃窜。 走到孤儿院时，她突然停下脚步， 把怀中年幼的孩子紧紧抱住，却转头将另一个孩子留下。 这一别，就是多年。 没有人知道， 她抛弃的是亲生，留下的是情敌的骨肉。 多年后，两个孩子都成为国家栋梁，她，在即将团聚的前夜，猝然离世…… 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红盖头到冷信笺 重庆云阳，十六岁时的谭正伦，穿着一袭红缎嫁衣，端坐在花轿中。 网络图片 那一年，她还不懂婚姻是何物，只知道家中一纸婚约已订，一生归属已定。 她就这样，被抬进了 彭咏梧 的家门， 一个憨厚却眼神倔强的青年，成了她的丈夫。 夫妻俩粗茶淡饭，互敬互助，虽无锦衣玉食，但日子也算得上温润。 后来，彭咏梧考入学校，远赴他乡。 她给他缝好了行李包袱，一步三叮咛，他走时说 ：“等我，我一定回来看你。” 那时候的谭正伦信誓旦旦地应着： “你读书，我守家。” 可谁知，一守就是六年，一别就是生死。 丈夫离家后，家里的担子全落在她肩头， 生下儿子彭炳忠没多久，她便下地干活，拣柴挑水，无一日得闲。 她也时常翻出丈夫当年留下的那封信，一笔一划都熟得能背下来。 信里说，重庆很好，叫她和孩子快来团聚。 但那时儿子正患麻疹，家里又没钱，她最终回了一封信， 说暂且不能去，等债还清了、孩子病好了再说。 可谁能想到，这一错过，就是一生。 整个云阳城都知道，她家那口子出去了，后来还听说进了共产党，在城里做“大事”，可她从不张扬。 她知道他在外头有多危险，也不敢多问。 她心中只抱着一个希望，“他还活着”，也只盼着哪天他会出现在门前，喊她一声“正伦”。 可多年过去，音信杳然。 直到那封信来了。 弟弟的字迹工整，却写得小心翼翼，像生怕哪一句话会伤了她的心。 信里写道： 姐夫在重庆……已另组家庭，有一个孩子。 女人是个“革命同志”，与姐夫“假作夫妻”，后来假戏成真。 原来当时联系不上后，彭咏梧多方打听，以为妻子已经在炮火中去世，到头来才知道误会一场，可事实已经这样。 那一刻，谭正伦瘫坐在木椅上，手里捏着信纸，指节发白。 她可以想象， 那个女人与她丈夫并肩作战，朝夕相处。 可能怪谁呢？谁都没有错。 她甚至开始学着接受那个女人的存在，那个和她一样年轻的女人， 为了革命不顾生死，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出生入死。 她甚至想，如果换作自己，是否也能做到如此？若是不能，那她又怎能怪丈夫动了心？ “情敌”的孩子 站在云阳县那条通往城口的石板道上，谭正伦抱紧身前的儿子，手里还攥着那封来信， 信纸已经在反复翻阅中起了毛边，字迹却如刻在她心头般清晰。 “他希望你来，把孩子带回去。” 这句写在信尾的话，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那孩子，是丈夫与别的女人的血脉，是另一个女人临行前的嘱托。 那个女人， 江竹筠 ，是地下党，是与丈夫并肩作战的同志，是彭云的母亲。 而那句 “我不能带着孩子去执行任务，请你照顾他” ，竟让她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卸下防备，把孩子托付给另一个女人。 这种托付，既沉重，又心酸。 谭正伦明白，那女人的狠心，是为了孩子的活路，自己的决定，也关乎两个孩子的命运。 她的心是乱的，乱得像被打翻的线篓， 但她知道，不能不去，不能不管。 她背上包袱，揽着炳忠，踏上前往重庆的山道。 到达重庆那天，她在女青年会的一间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了彭云，那个被江竹筠亲手交托的孩子。 他才一岁多，脸蛋圆润，眼睛乌黑清澈， 像极了彭咏梧年轻时的模样。 孩子一看到她，竟不怕生，眨着眼睛看她，还伸出小手抓住了她的衣襟。 他只是一条生命，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 她摸了摸他的头，抱紧了他。 屋子不大，仅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白天，她缝缝补补，做些杂活换口粮，夜里，两个孩子一左一右蜷在她身旁。 但那时候的重庆，风雨欲来， 街头巷尾时常传来搜捕的消息，许多地下党员被盯上，被捕，被迫害。 她不敢放松警惕，每一次敲门声，都让她心惊胆战。 她怕有人追来问： “这个孩子是谁？” 怕有人说： “你不是他母亲。” 更怕的是，那孩子会被人盯上，用来要挟他的母亲。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搬家，从阁楼到工厂宿舍，从朋友的房子到废弃的小屋。 只要有风吹草动，她立马收拾包袱带着两个孩子转移。 两个孩子的哭闹、发烧、吃不上饭，让她夜里常常抱着他们偷偷落泪。 后来的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熄灯后的黑巷子里，趁着雨声， 偷偷溜出去找黑市药贩子，买回一包包她都不知名的草药，只为换孩子的一口气。 日子就是这样熬下来的。 她像一匹披着旧棉袄的母狼，在废墟中咬着牙守护自己的两只幼崽， 风雨扑面，她不退，艰辛相逼，她不屈。 她抱回的，不是情敌的孩子， 是一个因战争失去母亲的孤儿，是她愿意用余生去成全的生命。 孤儿院门口的命运 又一个潮湿闷热的夜晚，重庆街头，谭正伦一手抱着彭云，一手牵着彭炳忠，穿行在曲折的巷子里。 那些天，风声越来越紧， 江竹筠被捕的消息像一根
